「滨海赌场娱乐」许序雅:唐代米国、何国疏证

2020-01-11 13:55:50

「滨海赌场娱乐」许序雅:唐代米国、何国疏证

滨海赌场娱乐,一、 米国

关于唐代中亚的米国,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记载:

“米,或曰弥末,曰弭秣贺。北百里距康。其君治钵息德城,永徽时为大食所破。显庆三年,以其地为南谧州,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,自是朝贡不绝。开元时,献璧、舞筵、师子、胡旋女。十八年,大首领末野门来朝。天宝初,封其君为恭顺王,母可敦郡夫人。”[1]

1、关于米国的方位

米国之王治钵息德城,其对音无考。米国,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作弭秣贺(唐言米国),并称该国位于飒秣建国之东南,劫布呾那国(唐言曹国)之南。[2]

《释迦方志·遗迹篇四》则称,米国位于飒秣建国之东南,劫布呾那国(唐言曹国)之西北。[3]

《隋书·米国传》记:“米国,都那密水西,旧康居之地也,……西北去康国百里,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,西南去史国二百里。”[4]

《册府元龟》卷958<外臣部·国邑二> 记:“米国,都那密水西,旧康居之地。……西北去康国百里,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,西南去史国二百里。”[5]《册府元龟》之记与《隋书·米国传》完全相同。以上各书所记均把米国视作康国之东南。

《新唐书·康国传》称:康国“东南属米百里”。《新唐书》把米国记作康国之南,与上述记载有所不同。而杜环《经行记》则记:“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”。[6] 杜环把米国置于康国之东北,肯定有误。

《新唐书·地理志七下》引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称:“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。”从方位上看,“米国城”并非米国。

史籍中又有关于“东米国”的记载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七下》记载:石国“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”;“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,东至碎叶国五千里,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,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。”《唐会要》卷100引《西域图》说:石国“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”;“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,东至碎叶国五千里,西南至石国一千五百里,南至拔汗那国一千五百里。”[7]《新唐书》、《唐会要》的“米国”记述,应出于同一史源。但是,在《唐会要》的两条记述中,东米国的方位不一:一在石国之西南500里;一在石国之东北1500里。而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·胡尔达兹比赫所记,安国(布哈拉)位于石国以西偏南505公里左右。[8]因此,东米国不可能在石国东北1500里、安国西北2000里之方位。《唐会要》有关东米国的第二条记述肯定有误。石国以西偏南500里,则是康国。如果《唐会要》所引石国“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”之记不误,那么东米国应当位于康国之东或以东偏南。这与《新唐书》所记“米国”方位略有不同。看来,《唐会要》的第一条引述也是有疑问的。也许《唐会要》所引述的东米国不是米国,而是另有所指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唐会要》所记“东米国”以石国为参照座标;而上引其余有关“米国”的记述均以康国为参照座标;《唐会要》所引述的两条东米国方位之记,误差极大。在同一处记载中,唐人怎么会如此粗心呢?这不仅使我们产生疑问:难道有两个东米国?

中外学者大多把唐人所称米国勘同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mâymurgh。[9]章巽等先生认定,米国都城故址在今撒马尔罕东南约60哩之麻坚(maghian)。[10]据阿拉伯舆地学家伊斯塔赫里记载,mâymurgh为距离那色波(nasaf,即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所记之小史)一大站(一日程)之村镇;11世纪地理学家撒马阿尼(samânî)曾亲历该镇,指出该镇位于康国之南,位于布哈拉至那色波的大路上。[11] 那色波在撒马尔罕之西南。因此,mâymurgh应在撒马尔罕之西南。看来,7—10世纪中外史家所称之米国并不一致。但是,中国学者忽略了伊斯塔赫里的另一条记述。伊斯塔赫里提及,在撒马尔罕附近还有一个mâymurgh。[12]《新唐书》所记之米国,应即撒马尔罕附近的mâymurgh,而不是那色波至布哈拉大道上的mâymurgh。也许正是由于两个mâymurgh的存在,导致了《唐会要》和《新唐书》的有关两个东米国的记述。无论另一个东米国位于何处,《唐会要》和《新唐书》有关位于石国东北1500里、安国西北2000里的东米国之记述,肯定有误。

2、关于永徽年间大食破米国之事

据英国学者吉布(h.a.r.gibb)说,阿拉伯史料有关大食破米国的记载,只见阿布·乌拜达(abū‘ubayda)的记载;此事发生在回历33/公元654年。吉布认为,此时大食攻掠的mâymurgh即汉籍中的米国。[13]而汉籍对此事记述较详。

《册府元龟》卷995<外臣部·交侵>记载:永徽五年(654年)五月,“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,皆破之。波斯五(王)伊嗣侯为大食所杀,伊嗣侯之子卑路期(斯)走投吐火罗,遣使来告难。上以路远不能救之。寻而大食兵退。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。”[14]

《唐会要》卷99“康国”条称:“永徽中,其国频遣使,告为大食所破,兼征赋税。”[15] 康国这次被大食所破,显然与米国被破在同一年。这也旁证米国当靠近康国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199记述:永徽五年四月“大食发兵击波斯,杀波斯王伊嗣侯,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罗。大食兵去,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而还。”[16] 此记未言及米国、康国被破之事。

看来,永徽五年(654年)大食军东征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波斯。兵祸兼及米国和康国。大食人完成其战略目的,很快就撤出了米、康国等地。而在大食渡过阿姆河、东征中亚,波斯王子卑路斯遣使求救于唐朝时,唐朝并无暇与大食争夺中亚。唐朝忙于应付阿史那贺鲁的叛乱。因为,早在永徽二年(651年),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举兵叛唐,自号沙钵罗可汗,建牙于双河、千泉,统西突厥十姓之地,拥兵数十万,并进寇庭州,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,迫使唐朝把安西都护府从龟兹撤回西州。“西域诸国,亦多附隶焉。”[17]

3、关于米国的政治状况

唐朝平息了阿史那贺鲁之乱,立即就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置起羁縻府州。显庆三年(658年),唐朝在米国设置南谧州,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。《隋书·米国传》记:“米国,……无主。其城主姓昭武,康国王之支庶,字闭拙。”[18]显庆时被授予南谧州刺史的昭武开拙,看来是隋代的米国城主昭武闭拙的后裔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隋代,米国尽管被《隋书》记为国,但尚未立国,其主被称作“城主”,而不是“国君”;从昭武闭拙为康王支庶看,此时的米国还是康国的属地。在唐武德年间,米国仍无国君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记云:米国“惟有城长,属康国。唐武德九年,城长康数姿遣使献玉盘。”[19] 到显庆三年,唐人已把昭武开拙称作米国国君了。显然,在7世纪上半叶的50年间,米国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,已经从康国的属地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了。

南谧州应与安息州(布哈拉)、木鹿州置于同时。《新唐书·东安传》记载:显庆时,以阿滥为安息州,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;斤为木鹿州,以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。[20]

据《新唐书·西域传下》所记,显庆年间,中亚昭武九姓国仍以“昭武”为姓的仅剩5国,即:安(王昭武杀)、东安(王昭武闭息)、米(王昭武开拙)、何(王昭武婆达地)、史(王昭武失阿喝)。而《阙特勤碑》东面31行云:“余等征alty cub sordaq,败之”。马迦特、岑仲勉把alty cub sordaq译作“六姓cub及粟特”,把cub视作官职名,将cub对应为叶护,即昭武,并将六姓cub与中亚昭武六姓之国(康、安、东安、米、何、史国)相对应。[21] 但是,《新唐书·康国传》明确记云:康国“君姓温,本月氏人”。[22]康国王并不姓昭武。苏联学者 С·Г·克利亚什托尔内和中国张广达先生考定,阙特勤远征的是中国灵州、夏州之间的“六胡州”,而不是中亚的六姓昭武国;《阙特勤碑》东面31行原文“alty cub sordaq”应译作“六胡州”或“六州粟特人”,cub表示汉语的“州”。[23] 这个考定是正确的。

开元十八年(730年),到唐朝献的米国大首领末野门与天宝九载(750年)来唐的康国使臣未野门名字相近。《册府元龟》卷971<外臣部·朝贡四>记载:天宝九载正月,“康国王咄褐遣大首领未野门献马十匹及方物。”[24]如果末野门、未野门确系同一人,那么米、康两国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。《册府元龟》卷964<外臣部·封册二>记:开元十九年(731年)四月,“康国王乌勒遣使上表,请封其子咄褐为曹国王,默为米王。并许之。” [25] 看来,从731年开始,米国又为康国统领,成为康国的附庸,一度丧失了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地位。但在天宝(742—755年)初,唐朝封米国君为恭顺王,母可敦郡夫人。《册府元龟》把此事记于天宝三年七月,并记米国王与曹国王(怀德王)、康国王(钦化王)一起被册封。[26]

二、何国

“何,或曰屈霜你迦,曰贵霜匿,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。城左有重楼,北绘中华古帝,东突厥、婆罗门,西波斯、拂菻等诸王,其君旦诣拜则退。贞观十五年,遣使者入朝。永徽时上言:‘闻唐出师西讨,愿输粮于军。’俄以其地为贵霜州,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。遣使者钵底失入谢。”[27]

1、关于何国与唐朝的关系

何国,《隋书·西域传》也作何国。屈霜你迦,乃梵语化词kusânika、中古波斯语kusânik、阿拉伯语kusâniyya(库沙尼亚)之对音。马迦特认为,“何”乃阿拉伯语qayy或qayyi之音译,并举出穆斯林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记载说,贵霜匿为“粟特的文化最高之城,粟特诸城之心脏”;伊本·豪加勒也说,qayy或qayyi为粟特一个区,乃“粟特之心脏”。[28]

何国城楼壁画上的列王图,使人联想起佛教《十二游经》所记“四天子”传说。道宣《释迦方志》也著录了此传说。[29] 所谓“四天子”,又称“四主”,即“人主”中国(至那国),“象主”印度,“宝主”波斯或拂(胡国),“马主”月支或突厥,分别统治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。[30] 何国城楼位于都城之南(“城左”),楼南墙为外墙,不便何王礼拜。所以,城楼仅有东、西、北三墙分别绘画。蔡鸿生先生以为,何国都城重楼上的壁画是供国王从南面朝拜的,故画面不可能向四方展开,只能作左、中、右配置。[31] 此说忽略了城楼的方位。

所以,《通典》卷193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83皆记:何国“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,西壁则画波斯、拂菻诸国王,东壁则画突厥、婆罗门诸国王。”[32] 可见,这些绘画是分别画在城楼北、西、东壁上的。

据《通典》卷193记述,何国“大业中及大唐武德、贞观中,皆遣使来贡。”[33]另据《册府元龟》卷970记载,何国早在贞观元年(627)五月即遣使朝贡。[34] 《通典》所记武德年间何国入朝之事,以及《新唐书》所记贞观十五年何国遣使入朝之事,则不见于《册府元龟》之记。在九姓胡中,何国的入朝不能说晚,但朝贡次数却是较少的。何国入唐朝贡次数仅有4次。何国对唐朝非常仰敬。“若中国使至,散花迎之,王东面拜,又以麝香涂使人额,以此重。”[35] 但不知为何,显庆年(656—660)以后,不见有何国来朝、朝贡的记载。

从何国欢迎唐朝使者的仪式,我们可以看出何国信奉祆教的痕迹。《唐会要》卷100<波斯国>记:波斯国“俗事天地水火诸神,西域诸胡事火祆者,皆诣波斯受法。其事神,以麝香和苏涂鬚点额,及于耳鼻,用以为敬。”[36] 何国的欢迎仪式与波斯相似。大食东侵以后,何国改宗伊斯兰教,这并不为唐朝所了解。

永徽年间出师西讨之唐军,当是征讨贺鲁之唐军。永徽二年(651)正月,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,自号沙钵罗可汗,胜兵数十万,建牙于双河及千泉,统西突厥十姓可汗之地,处月、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。同年七月,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、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,率府兵三万、回纥五万骑征讨贺鲁。永徽六年(655)五月,又命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总管,以伐贺鲁。次年八、九月,程知节与贺鲁部战于榆慕谷、怛笃城,败之。[37] 何国在永徽年间“上言”是否践言,不见史籍记载。何国既然遣使上言,大概不会言而无信。值得注意的是,此时唐朝尚未在河中地设置羁縻州府,而且贺鲁正盛,西域诸国多附之,唯有何国愿输粮于西征唐军。看来,早在唐朝在河中地区建立羁縻统治之前,何国已经以唐朝的附属国自居了。而且,九姓胡对唐朝也时有输粮、献物之义务。

关于贵霜州设置的时间,不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唐会要》等史籍记载。据《册府元龟》卷966<外臣部·继袭一>、《唐会要》卷99记述,显庆三年(658),唐高宗遣果毅董寄生至河中地区,在康国置康居都督府,史国置佉沙州;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亦记云,显庆三年,唐朝在石国瞰羯城置大宛都督府,在米国置南谧州;显庆时,唐在安国置安息州,东安国置木鹿州。贵霜州应与上述诸州置于同时──显庆三年,也为董寄生所置。

2、关于何国的方位、道里

何国的周邻道里,不见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记载。这在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诸国传记中是少见的。《通典》卷193、《册府元龟》卷958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83皆云:何国“东去曹国百五十里,西去小安国三百里,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。”上述道里记载与《隋书·何国传》只字不差,说明它们皆沿袭《隋书》之记。而玄奘则云,屈霜你迦国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(唐言东安国);[38] 《新唐书·东安传》也称,东安东距何二百里许。

小安国即东安国,即开明尼亚(karminiya,西距布哈拉约106公里)。据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,库沙尼亚至开明尼亚(喝捍)79公里(参见拙文<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记中亚行程辨析>)。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新唐书·东安传》所记(二百唐里,约合88公里)大体符合。

《新唐书·曹国传》称,曹国西北至何国二百里;《唐会要》卷98<曹国>记云:西曹国,“西北至何国二百里。” 这与《通典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所记方位、里程均有所不同。何国(库沙尼亚)东至曹国(治瑟底痕城,今伊斯特汗)实际里程为25公里。汉籍所记均有较大出入,以《隋书》、《通典》等所记(150唐里,约合66公里)之误差小一些。

上引汉籍所记何国至瓜州里程,大概是以石国至瓜州6000 (唐)里为基准推算出来的:6000(石~瓜州)+500(石国~康国)+100(康国~曹国)+150(曹国~何国)= 6750(唐里)。[39] 这大概也是何国入唐的主要路线。其里程之误,详见诸国道里考辨。

[1]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下,中华书局点校本,页6247。

[2] 季羡林等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,中华书局1985年,页89。

[3] 道宣《释迦方志》,中华书局1983年,页22。

[4] 《隋书》卷八三,中华书局点校本,页1854。

[5]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五八,中华书局1960年明刻本影印本,页11273。

[6] 杜环《经行记》,王国维校录本,《王国维遗书》第十三册,上海古籍书店。

[7] 《唐会要》卷一百,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,页2135—2136。

[8] 伊本·胡尔达兹比赫《道里邦国志》,宋岘译,中华书局1991年,页28—30。

[9] w.barthold,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,london,1977 ( 以下简称turkestan),p.137;

沙畹《西突厥史料》(冯承钧译,中华书局1958年)第134页,转写为maimargh;

马迦特《乌浒水与那密水考》,页162,引自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页90,注释一。

[10] 章巽等《大唐西域记导读》,巴蜀书社1989年,页29—30。

[11] bga,i,337.

马迦特:《乌浒水与那密水考》,页162。

以上引自 turkestan , p.137;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页90,注释一。

[12] bga,i,321. 转引自h.a.r.gibb,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,london,1923,p.28 notes 1.

[13]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,p.15,p.28 notes 1.

[14]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九五,页11686。

[15] 《唐会要》卷九九,页2105。

[16]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,页6284—6285。

[17]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四下,页5186;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,页6273—6274 。

[18] 《隋书》卷八三,页1854。

[19] 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八三,<四夷十二·西戎四·米国>,四库全书本。

[20] 《新唐书·西域传下》,页6245。

[21] 马迦特《古突厥碑铭年代考》,页68—72,引自С·Г·克利亚什托尔内:《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──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》,李佩娟译,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,页100;参见岑仲勉《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》,中华书局1958年,页134—136。

[22]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下,页6243—6244。

[23] 张广达:<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>,《西域史地研究丛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;С·Г·克利亚什托尔内《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──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》,李佩娟译,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,页96—100。

[24]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一,页11413。

[25]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六四,页11345。

[26]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六五,<外臣部·封册三>,页11349。

[27] 《新唐书·康国传》“何国”条。

[28] 马迦特《古突厥碑铭年代考》,页60,引自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,页92—93。

[29] 《释迦方志·封疆篇第一》,页11—12。

[30] 伯希和:<四天子说>,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》,冯承钧译,商务印书馆1962年,页84—103。

[31] 蔡鸿生:<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>,《文史》第三十一辑,中华书局1988年,页99—114。

[32] 《通典》卷一九三<边防九·西戎五·何国>;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八三,<四夷十二·西戎四·何国>。

[33] 《通典》卷一九三,页5257。

[34]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m,页11397。

[35] 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八三,<四夷十二·西戎四·何国>。

[36] 《唐会要》卷一百,页2118。

[37] 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之事,《新唐书·高宗纪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系于永徽六年;《新唐书·突厥下》称,永徽四年遣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 ,进讨贺鲁。今从《新唐书·高宗纪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。

[38]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。

[39] 参见拙作<石国考辨>。